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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１２．０１｜Ｎｏ．１７２

张永言先生

 张永言先生对中古汉语研究的贡献

先师张永言教授（1927年12月4日－2017年5月1日），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平生治学，范围极广（注1），而于汉魏六朝典籍与语言情有独钟，用力颇勤，对中古汉语研究卓有贡献。下面分“著述”和“授业”两部分简述之，以此纪念恩师辞世半年。

 一、著  述

张先生治学属于“厚积而薄发”型。他在中古汉语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留给我们的成果主要是一部辞典和十几篇论文。

张先生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主编，张永言、骆晓平、田懋勤、蒋宗许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是中古汉语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第一部中古专书辞典。《世说新语》作为研究中古汉语最重要的一部中土文献，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但是“《世说新语》本文和刘注都是出名难念的文字”（B.J.Mansvelt Beck语，见《语文学论集》（增订本）279－280页脚注），研究难度很大。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们写过一些考证《世说》词语的文章，如吕叔湘先生的《将无同》等，虽然水准很高，但比较零散。80年代初，徐震堮先生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附于氏著《世说新语校笺》之后）是全面解释《世说》所见中古特色词汇之始，具有开创之功，但是所涉有限（一共解释了142个词语）。编写专书辞典，必须面对书中的全部词汇，无法回避问题。《世说新语辞典》“全书汇释了《世说新语》原文中所有的字、词等，据初步统计，共计收单字3032个，复音词5257条，正文连同附录，凡一百万字。洋洋大观，堪称巨著”（方一新、王云路 1993）。这部《辞典》优点很多，贡献卓著，方一新、王云路（1993）已有详述，这里不赘。在《世说新语》语言研究方面，张先生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和张万起先生独力编撰的《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年）堪称双璧，各有千秋。《词典》以虚词阐释细密准确见长，而《辞典》则以资料丰富、涉及面广显其特色，比如其中的百科词条，“释证精审，征引翔实”（方一新、王云路 1993），随条列出的参考文献堪称浩博，尤其是国内较难见到的海外学人的论著，都是先生平日流览所及，反映了先生宽广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以及掌握多种外语的过人之处。需要说明的是，这部辞典编纂期间先生身体欠佳，最后定稿时住在医院，加之时间仓促，书成众手，讹误在所难免，方一新、王云路（1993）已经指出了一些，但是问题远不止此，张先生每每引以为憾。他后来写了《〈世说新语〉“海鸥鸟”一解》，就是一篇自我纠错的文章。（详下）

张先生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还发表过一系列论文，都收录在《语文学论集》（增订本）中。研究对象以词汇为主，兼涉语法、语音和文献考订。下面大致分为六个方面略作介绍。

复旦版《语文学论集》（增订本）书影

1.词义考辨

张先生长于词义考辨，创获甚多。其中与中古汉语有关的主要有三篇文章。

（1）《词语琐记》（原载《中国语文》1960年第10期、1982年第1期）

用词汇史的方法考证了六个词语的词义和源流，都与中古汉语有关。“角”有“斜”义，此词此义可追溯到西汉初，“角睐”就是“斜视”。“委”有“知”义，六朝时代就有了，唐五代人惯用，宋代以后渐废。“回”的“返，还”义可溯源至三国时代（3世纪初），早于唐朝开国约四百年。“错”的“误”义可溯源至东汉末的《郑志》，两晋南北朝应用渐广，隋唐时代更为常见。《木兰诗》“雄兔脚扑朔”的“扑朔”和“朴樕”是同源词，语源义为“丛生貌”，“扑朔”义为“氄毛丛生的样子”。“几多”一词六朝已见。这些都是读别人论著时写下的札记。

（2）《两晋南北朝“书”“信”用例考辨》（原载《语文研究》1985年第2期）

对郭在贻先生举出的两晋南北朝十个“信”当“书信（letter）”讲的用例一一予以考辨，证明它们都还不是“书信”义，而是“信使（messenger）”或“信息，消息（message）”义。对词义的辨析精细入微，具有方法论意义。

（3）《〈世说新语〉“海鸥鸟”一解》（原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3期）

此文属于自我纠谬，对先生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海鸥鸟”条的释义“此处暗指佛图澄清净无机心，物我相忘”（取徐震堮说）提出商榷，介绍了美国学者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的解释：“这个故事的要点是海鸥鸟被设想为能觉察威胁而相应改变行为，所以支道林的意思是佛图澄在他与石氏的关系中把他们认作具有野性和警惕性的鸟类——不是很聪明，但善能察觉他（佛图澄）这一方的任何不忠，如同《庄子》故事中鸥鸟那样。”反映了张先生虚怀若谷、唯真是求的学者风范。

2.词汇语法现象溯源

（4）《“为……所见……”和“‘香’‘臭’对举”出现时代的商榷》（原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1期）

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班彪《上光武帝书》“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把“为……所见……”式追溯到了东汉初年（公元1世纪初期），早于吴金华先生所举的《后汉书·寇荣传》载寇荣《上桓帝书》一百三十多年；并据《汉书》颜师古注改西晋晋灼“必为蝼蚁所见制”（贾谊《吊屈原赋》“固将制于蝼蚁”句注语）为“必为蝼蚁所制”，证明唐初人已经不大喜欢这一句式，早于吴金华先生所举的北宋《资治通鉴》改曹操《己亥令》。“‘香’‘臭’对举”出现的时代则上溯到了西汉后期的刘向《说苑》。

张先生曾经指出：“研究词和词义，必须追溯早期用例，才谈得到它们的发生和发展，而探讨语言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正是语言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古典诗歌“语辞”研究的一些问题——评张相著〈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国语文》1960年第4期，收入《语文学论集》增订本）在没有电子语料库的年代，这种溯源工作是极不容易的，虽然有一些逐字索引类的工具书可供检索，但毕竟数量有限，无法穷尽所有载籍，所以主要还是依靠学者个人的流览所得。这是对一个学者视野宽窄、读书多寡、功底深浅的考验。由于一个人毕竟不能遍览群书，见闻缺漏也在所难免。今天我们用大型语料库加以复核，张先生对“为……所见……”式的溯源仍可成立，而“香”“臭”对举出现的时代则尚可略为提前（注2），《盐铁论·论灾第五十四》：“故不知味者，以芬香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为乱耳。”（《汉语大词典》已引此例）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了“盐铁会议”，桓宽撰《盐铁论》，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所以《盐铁论》的时代要略早于《说苑》。（张先生据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刘向上《说苑》在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这是研究手段进步的结果。

上文已提及的《词语琐记》中对“回”的“返，还”义、“错”的“误”义和“几多”一词的最早出处的探求也都属于对新词新义的溯源。

3.语源探索

（5）《语源探索三例》（原载《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商务印书馆1988年）

这是考证语源的一篇力作，具有方法论意义，常被称引。文章开宗明义：“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三个词的历史考察，提出探索汉语词的语源的三个‘义例’，亦即三种途径：（一）分析词的‘内部形式’（理据），就汉语自身求解，而不必牵附外族语为说，如‘浑脱’；（二）就汉语自身不能合理说明词的语源时，应当藉助亲属语言或临近语言的材料，相互比勘，求得正解，如‘沐猴’；（三）结合同义词群和同族词，把汉语词放到广大的语族、语系的背景上，追溯其渊源及演变轨迹，如‘渹’。”文章由三个单篇组成：

a.《“浑脱”考》。“浑脱”就是“整个儿地剥脱”。意义为“完整，整个儿”的“浑”晋代以降已有用例。“浑脱”并非外来词，而是一个地道的汉语词。

b.《“沐猴”解》。“沐猴”“是一个由非汉语成分加汉语成分组成的‘合璧词’”，“在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彝语群的许多语言和方言里都可以找到与‘沐’字古音相符而语义为‘猿/猴’的词”。这个词在古籍中也写作“母猴”“猕猴”，“母”“猕”性质相同。

c.《说“渹”》。《世说新语·排调》记录的所谓吴语“渹”，“实际上一方面与六朝以后的通语‘冷’为一家眷属，而另一方面又是渊源古远的出自共同汉藏语的一个基本词”。

其中后两篇都是在汉藏语的大背景下研究汉语词汇，这也是张先生治学的一个特点。

（6）《“轻吕”和“乌育”》（原载《语言研究》1983年第2期）

其中“乌育/乌粥”这个魏晋南北朝通用的名物词，“当是一种像熨斗（钴鉧）的金属炊具或温器，而军中所用的乌育或许就是刁斗一类东西”。它可能是一个突厥语借词。

盛年时期的张永言先生

4.文献考订

（7）《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原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修订稿载《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内容提要”云：“《列子》是出于晋人之手的伪书几乎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在论证上仍然存在着某些缺欠，主要是从语言史的角度所作的考察还远远不足。第一，论及的词语为数尚少，而且基本上都是虚词，几乎没有涉及实词。第二，大抵只是论证这些词语或用法非先秦所有，确指为魏晋时期的新词新义的例证过少。为此笔者打算从汉语词汇史的观点，就《列子》在用字用词上的某些特殊现象，特别是书中所见晚汉魏晋时期的新词新义，进行一些探讨，藉以稍稍补充前人的论证。总共论列词语十五个。”此文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在写作时毕竟摆脱不了当代文学语言和方言口语的影响。如果我们以历史语言学的眼光进行观察，就不难在他的书里发现不少晚汉魏晋时期行用的新的语言成分，特别是词汇成分。”这十五个词语大部分是实词：幻，化人，兰子，气干，目前，说，侵，拟，来，介意，下，会，顿，竟日，正复使。另外还论列了两个“富有时代特征的外来名物（exotics）”：锟铻剑和火浣布。这是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证实《列子》中有一批晚汉魏晋时期的词汇，为《列子》一书的撰写时代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同时也是上古和中古汉语词汇史的一篇佳作，在研究方法上给人以极大的启迪。文章第二部分剖析《列子》书中用字用词的自我作“古”，示人以研读古书之法，极为精彩，尤其是“诚”“省”“斯”“齐”诸字，洞幽烛微，恐无人能道。其中揭出《列子》误用词语的若干例子，即使起作伪者于地下，恐怕也无以置辩。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最初版本论列的词语有二十二个，在修订稿中删减为十五个，凡是先生认为不太可靠的都删去了（共有“诀、傍人、乞儿、当生/当身、当年、得病/得疾、移时”七个），反映出张先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最近台湾著名中古语法史专家魏培泉教授出版了专著《〈列子〉的语言与编著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系列之五十九，2017年），更推而广之，论列的词汇语法现象多达五百四十余项，成一煌煌五百多页的巨著。

（8）《马瑞志〈世说新语〉英译之商榷——为祝贺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作》（原载《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4期、1995年第1期）

在中外各家尤其是周一良、王伊同（1990）和周一良（1993）的基础上，对马译《世说新语》又提出了二百三十二条商榷意见（仅限于全书开头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皆中肯确当，其中有些已为马译第二版所吸收（Richard B. Mather. 2002. Shih-shuo Hsin-yü: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Second Edition, 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参看该书“第二版前言”）。这样的文章非熟谙中古汉语和英文者不能为。所惜先生未将全部心得写出以飨世人，后来虽也继续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如龚波《马译〈世说新语〉考辨》，《汉语史学报》第1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马译〈世说新语〉考辨（二）》，《汉语史学报》第1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年），但是要达到先生的高度和精度则岌岌乎难哉。

5.语音史与语言学史钩沉

（9）《〈水经注〉中语音史料点滴》（原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

利用《水经注》中一些零星的资料揭示出“当时方言里轻唇音声母还没有从重唇音分化出来、舌上音声母还没有从舌头音分化出来”，“当时有的方言里浊塞音声母已有清化的迹象”，“当时有的方言里‘日’母已有失去鼻音成分而变为j/ʑ的倾向”，“在介音ĭ前面的舌尖音声母ʦ/ʦ‘/s已有颚化的趋势”，“‘阴/入’‘阳’对转”“开口合口相转”等语音史现象，反映出张先生深厚的语言学素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对南北朝语音研究有启迪意义。

（10）《郦道元语言论拾零》（原载《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

揭橥了郦道元语言学理论的三个方面：1）名称是怎样成立的？2）名称是怎样改变的？3）语音和文字是怎样交互影响的？“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结合语言事实作出了正确的解答。”此文对中国语言学史研究有启发意义。

6.倡导常用词演变研究

（11）《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张永言、汪维辉合撰，原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

通过八组常用实词在中古时期变迁递嬗情况的考察，倡导汉语词汇史领域里的常用词演变研究，认为：“常用词大都属于基本词汇，是整个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它的变化对语言史的价值无异于音韵系统和语法结构的改变。词汇史的研究不但不应该撇开常用词，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发展变化的主线理清楚，也才谈得上科学的词汇史的建立。这项工作也许需要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但是可以肯定研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先生精心结撰的这些论文，讨论的都是一些具体问题，他自己曾解嘲说是“饾饤琐屑，无关宏旨”，但实际上是继承并发扬了中西方考据学不尚空谈、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传统。先生将自己的论文集命名为《语文学论集》，我想是具有深意的。在方法上，每研究一个问题，必先在全世界范围内做穷尽性的学术史梳理，“竭泽而渔”地掌握中外研究资料，真正做到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接着说”。在材料运用方面，旁征博引，详考细辨，不仅资料丰富，而且辨析精审。这些指点门径、示人矩矱之处，全在读者善于体会。张先生文献和语言知识之丰富渊博，理解古籍之精确允当，外语能力之卓荦不群，皆堪为后学楷模。

除上述十一篇外，其他涉及中古汉语较多的文章还有《词义演变二例》（原载《中国语文》1960年第1期）、《汉语外来词杂谈》（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期，补订稿载《汉语史学报》第7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等。此外在《词汇学简论》和《训诂学简论》两部著作中，涉及中古汉语的地方也不少。至于在论著中用到中古时期的语料并时加考订，更是所在多有，不再一一细说。

 二、授  业

除了著书立说，张先生还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传授给门人，带领他们开拓中古汉语研究的新领域。张先生是国内最早招收“中古汉语”方向博士生的导师，1986年四川大学获批“汉语史”专业博士点，次年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生，方向就是“中古汉语”。下面择要简述先生在授业方面的建树。

 2012年12月1日诸弟子在川大红瓦宾馆为张先生祝寿

一是指导朱庆之从事中古汉译佛经词汇研究。朱庆之1987－1990年师从张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中古汉语”方向博士学位，完成博士论文《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获得学界很高的评价，论文评阅和答辩过程盛况空前。1992年6月，《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由台湾文津出版社作为“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之一出版。朱庆之在该书的“前言”中说：“在笔者看来，中古时期的汉文佛典以其数量和品质而言应当用来作为中古词汇史研究的主体语料。”“本文的选题、材料收集和写作都是在导师张永言教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些指导和帮助，本文的完成肯定是不可能的。”此后佛教汉语研究始终是朱庆之的主要研究方向，成就卓著，无烦缕述。

二是指导汪维辉从事中古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汪维辉1995－1997年师从张先生攻读汉语史专业“中古汉语”方向博士学位，完成博士论文《东汉魏晋南北朝常用词演变研究》，2000年改为《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关于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汪维辉在该书的“后记”中有详述，读者可参看，其中写到：“文章撰写过程中，不管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张先生都给予了精心指导。这些教导使我受益无穷，难以忘怀。”此后汉语词汇史成为汪维辉的主要研究方向，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注3）

三是指导骆晓平等从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张先生培养过几位硕士生，在中古汉语研究领域，骆晓平是一位代表。骆晓平1985－1988年师从张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完成硕士论文《就〈搜神记〉看六朝汉语词汇的发展》。毕业后曾留校工作。发表论文《说“用”的“才能”义》（《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大数冠小数”约数标记法源流略考》（《中国语文》1996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96第12期全文复印）、《史书词语札记》（《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倾向三题》（《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搜神记〉所见六朝新词考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45辑）、《“碗盘”乎？“五碗盘”乎？》（《文史知识》1991年第5期）等，参编《世说新语辞典》，在学术上多有建树。

2015年12月4日诸弟子在川大红瓦宾馆为张先生祝寿

张先生在《从“闻”的词义说到汉语词源学的方法问题——追答傅东华先生》（原载《汉语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2辑〕，1984年）一文中曾经指出：“魏晋以后汉语词汇和词义的发展史还是一片待垦辟的园地。”在张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倡导和带领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古汉语研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深切缅怀张永言先生为此所做出的贡献。

注1：

先生的博学，常常让我想起《世说新语·德行》中郭林宗（泰）评价黄叔度（宪）的话：“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注2：

《荀子》中有一个疑似的例子，这里略作考辨。《荀子·正名》：“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节、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漏庮、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钑、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这段文章的校读和标点存在不少问题，这里文字据王先谦《荀子集解》校正（中华书局1988年，415－417页），标点则按照笔者的理解施加。文中“香臭”似乎跟“甘苦”“咸淡”等一样是反义词对举，实则恐怕不然。《荀子》一书“臭”一共出现八次，意思有三种：①用鼻子闻（后写作“嗅”）。两例。②气味。两例。本例“奇臭”的“臭”即此义。③好闻的气味。四例。包括本例“香臭”的“臭”。这些“臭”字今音都应该读作xiù，而非chòu。“香臭、芬郁、腥臊、漏庮”是各种不同的气味：“香臭”通常指谷物类的气味，“芬郁”指花草树木的气味，这都是好闻的气味；“腥臊”指动物尤其是禽畜和鱼类的气味，和“漏庮”都是难闻的气味，“漏”（lóu）通“蝼”，指一种臭气，“庮”（yǒu）是朽木散发的臭气。“香臭、芬郁、腥臊、漏庮”都是两两近义连文，而不像“清浊、甘苦、咸淡、疾养（通痒）、沧热、滑钑（通涩）、轻重”那样是反义对举。唐代杨倞释“郁”为“腐臭”，恐怕是不对的，大概是把“香臭”误解成了反义对举（这在唐代已经是默认的理解），所以把“芬郁”也看成了反义对举。（《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郁”条都没有收“芳香”义，似可补。）实际上在先秦时代“臭”还没有发展出“气味难闻”义，自然不可能有“香”“臭”对举的文句出现。我估计张先生是看到了《荀子》这个例子的，因为先生送给我的《荀子简注》（章诗同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一书的扉页上有“赠给  四川大学张永言同志  国光电子管厂宣传科  一九七四年十月”的钢笔手写题字，先生用铅笔在下面写了一条注：“当时每天去国光厂‘批林批孔’，为工人、干部讲荀子，不觉已是30年前事。  2004年秋永言记”。可见先生对《荀子》是很熟悉的。

注3：

张先生一共培养了四位博士，另外两位是李玉（1990年9月－1993年7月在读）和董志翘（1995年9月－1997年11月在读），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也卓有建树，但是由于博士论文选题不在一般所说的“中古汉语”范围，这里略去不谈。读者谅之。

主要参考文献：

方一新、王云路 1993 《〈世说新语辞典〉（张永言等）读后》，《中国语文》第3期。

汪维辉 2000/2017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修订本）。

徐文堪 1993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读后》，《中国语文》第1期。

张永言 2015 《张永言先生著作集·语文学论集（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朱庆之 1992 《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